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金融自由化政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直观地看，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
　　
　　同样，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资本流入主要通过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很多资本交易受到限制。２０世纪末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近年来又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因素，国际资本又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进入我国的长短期资本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加大了人民币潜在升值的压力，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流入我国的投机资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国经济发展之中，因此对提高我国资本使用效率的贡献并不大。

　　可以说，资本流动程度对一国稳定政策的短期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私人投资以及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程度大小都与一国的资本流动程度有关。基于此，如果对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的强弱程度知之甚少，那么对经济运行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因此，评估资本流动程度对于决策者制定政策和预测政策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我国资本流动的基本态势
　　
　　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无疑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一直比较低，但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较快的上升趋势，在１９９２年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小的下降阶段，至１９９５年又呈现一个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改革前，我国基本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所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之前我国资本流动性出现了较快的上升。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除了１９９４年实现了汇率并轨、１９９６年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外，１９９８年以后只是在原有法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完善，金融体制未见较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采取的以计划审批、数量控制为主的严格的直接管理措施一直没有放松，限制外国对华证券投资和国内对外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仅呈现一种稳定的缓慢的上升过程。即便是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也没有明显的加强。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措施本来就很严格，在内外经济均衡发生较大冲突时期，监管当局只是对个别以前已经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例如，２００２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为了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对外负债，监管当局对借入外债开始实行规模管理，２００４年６月监管当局制定了将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短期债务规模限制在经营资本５倍以内的限制措施。另外，尽管对资本账户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但是，在国际交易活动中，一些企业采取隐蔽的、非法的措施规避政府资本项目管制，使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指标稳步缓慢上升，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期间急剧上升，１９９７年以后逐步下降，这表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实践表明，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ＯＥＣＤ国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证券投资所占比重不高，却一直比较稳定，并在总体资本流动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１９８２－１９９６年期间其他投资所占比重比较稳定，１９９７年后波动程度较大。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从１９９４年开始逐步下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比重逐步上升，这种变化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直接相关。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账户开始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开放。从交易项目看，我国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Ｂ股，以及我国在境外上市Ｈ股、Ｂ股等外币股票和境外发行的外币债券，但限制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Ａ股、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同时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居民向非居民提供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便利等交易活动经济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这些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的项目占我国资本交易项目的一半左右，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资本市场工具、衍生工具等仍受较多限制，但仅占资本交易项目的４成左右，严格管制项目仅占１成。可见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速度加快了，开放的程度明显提高。
　　
　　从统计结果来看，１９９２年之前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较小，不超过ＧＤＰ的２％，１９９２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各种外汇管制的放松，１９９４年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部分到１９９６年底全部可兑换，为资本外逃提供了便利，资本外逃的数量快速增加，１９９８年达到高峰。近年由于我国经济强劲增长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资本大量回流，使我国资本外逃规模逐步回落。我国对资本管制的措施主要是直接的行政管理，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官方统计数据体现的资本流动在下降，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逃所体现的资本流动份额在增加。
　　
　　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比较分析
　　
　　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通过与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不论是否考虑资本外逃数额，除了印度以外，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间总量资本流动性都急剧上升，然后下降。一方面，这反映了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游资对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动规模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采取严格措施控制资本流动，所以金融危机后其资本流动性下降就在情理之中。
　　
　　２．在不考虑资本外逃的情况下，在测度资本流动性的各分指标中，我国和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指标在总量资本流动性指标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的其他投资占较大的比例。另外，几乎所有样本国家在考察期内证券投资指标所占比重都比较小，但是都呈现出一种稳步增长的趋势，这表明亚洲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还不发达，正处于逐步完善、不断发展过程中。
　　
　　３．如果考虑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逃数量，那么可以发现，所有国家资本外逃所占比重都非常大，这说明尽管亚洲新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行了较多的资本管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管制措施效果不容高估。
　　
　　４．单纯从占ＧＤＰ的比重来看，我国、印度、韩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均远远低于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如果考虑到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那么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低于印度和韩国。
　　
　　５．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间，我国、印度、韩国资本流动性水平较低，其中我国最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稍高，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最高。显然，这一统计结果与这几个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亚是这几个国家中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最先完成的国家，自１９７０年开始进行资本项目开放以来，到１９７１年就对资本流出几乎没有什么管制，而资本流入管制在逐步放松；马来西亚在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成为第八条款国后就实现了外汇交易的自由化，１９８６年７月，马来西亚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改革，在采取利率自由化、减少信贷控制、强化金融体系的竞争和效率等措施的同时，进一步放开了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新加坡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了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放松外汇管制，直到１９７８年取消全部限制。菲律宾、泰国的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则较晚，菲律宾和泰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开始开放资本项目，菲律宾对资本账户的开放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审批措施，泰国对资本流出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印度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才将资本项目开放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措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相对较为缓慢，１９９４年实现了汇率并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长期的资本流入管制较松，但是严格限制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尽管韩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开始了金融改革，但是一直采取谨慎措施放开对外资流动的管制，而且严格管制中长期外债，直到１９９４年，为了加入经合组织，韩国才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所以，中、印、韩三国资本流动性较低就可以理解了。
　　
　　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资本流动性在２００４年以前比１９９７年前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其中韩国降低最多，这表明１９９７年以后资本流动性有所下降。考虑到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亚洲国家放慢了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甚至进一步加强了资本管制，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外国企业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减少，出现这一统计结果也比较正常。
　　
　　政策建议
　　
　　１．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和引进国外资本的同时，适时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形成资本双向流动的合理格局。从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总量指标（资本流入流出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以及４个分量指标（外商对华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证券投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其他投资平均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及非官方统计资本外逃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考察，可以发现，１９９７年以前，从总量规模上看，我国资本流动性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１９９７年以后，资本流动性呈下降趋势。同时，在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各分量指标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一直较大，１９９６年后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所占比重则开始上升。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徘徊不前甚至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一半左右的港澳台投资经历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的高速增长后，基本达到自身的最大投资能力，港澳台投资基本保持稳定，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持续增长的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增速明显放慢。并且，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等等，进一步使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慢。同时，我国证券市场在逐步规范、完善和发展之中，证券投资比率必然逐步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所占比率仍然较低，这与我国采取渐进式开放资本市场的政策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大力引进国际资本形成反差的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很小，适时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不但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结构、降低保持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资本双向流动的合理格局，协调内外经济的均衡。
　　
　　２．尽管我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但是难度正在加大，部分政策逐步失效，管制成本逐步上升，因此应该尽早探索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总体上看，我国的资本流动性非常低，这是我国政府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和体现，也表明资本管制确实对资本流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实现经常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后若继续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则资本外逃就难以控制。从总量资本流动性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自从１９９６年人民币在经常账户可以自由兑换后，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流急剧上升，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远远超过此前一直占较大比重的ＦＤＩ；而且，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找到在１９９７年后我国资本管制加强对我国资本流动性影响的证据，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资本管制效力已经下降。考虑到资本监管的成本正处于上升之中，所以逐步放松资本管制就成为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因此，应尽快构建在较高资本流动性条件下的应急机制，降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以及探索在资本流动性逐渐增大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和合理搭配的机制。
　　
　　３．必须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开放。出于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融入金融全球化、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化解贸易中的冲击与摩擦、提高资本管制有效性等方面的考虑，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具有其必然性。但是，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到底应该采取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亚洲新兴国家中，我国的资本流动性是最低的（国内市场利率大概只有１２％左右由国际市场利率变化引起，相对来说资本流动性很低）；除了韩国以外，其他国家国内利率的变化既不是完全由国内货币市场决定，也不是完全由国际货币市场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资本流动程度远远高于我国，这显然跟当时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实行“先短后长”的资本账户开放次序，短期外债过快的开放速度使韩国资本流动性高于我国。泰国于１９９６年前几乎取消所有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印度尼西亚选择“先资本账户，后经常账户；先资本流出，后资本流入”的相对激进的资本账户开放模式，这些激进措施必然使其资本流动性较高。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基本遵循“先经常账户，后资本账户；在资本账户内部，先长期资本流动，后短期资本流动；在长期资本的范围内，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在所有形式的资本流动中，先资本流入，后资本流出”的渐进开放次序，其结果是较低的资本流动性。
　　
　　当资本流动性较高时，迅速流入一国的大量国外资本会增加该国货币供给，短时间内使本币面临强大的贬值压力，在固定汇率制下，该国必须保持名义汇率不动，这会导致本币高估，危害贸易及国内资产价格，进而影响经常项目的贸易收支，从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进攻，如果在攻击中政府无法保持汇率不变，汇率狂泻，那么国外资本会大量撤出，其后果可能是一系列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我国对资本的流出管制严于流入、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严于长期资本使我国保持了较为合适的外资存量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较小；而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短期资本的强力冲击，无一幸免。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不能一蹴而就。